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费站图，请大家留意看看

死鸟

呼吁全国车友   希望版主留1天




看到这张密集如网的收费站照片，不禁浑身滚起了如收费站一样密集的鸡皮疙瘩，我们无法想像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国家，公路竟然被切割成如此细密的无数碎片。该照片内容已得到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认定，只是解释与绝大多数人的感受相反，他们认为高速公路出入口多是一个好现象，更加方便车辆进出，有多少出入口，自然就有多少收费站，只有外行才会大惊小怪。那么，全国公路收费站多到什么程度呢？来自于官方和网络的2个数字相差极其悬殊。根据国家审计署对高速公路的审计报告测算，全国收费公路超过19万公里，收费站有6千多个，平均30公里有一个收费站；来自网络上的google地图统计，全国收费站是86053个，二级以上公路353306公里，如果二级以上公路都不放弃收费机会的话，平均4．1公里就有一个收费站。两个数字之所以如此悬殊，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审计署统计的是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包括全部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一个收费站会有多个出入口的收费管理点；二是审计署统计的只是国家正式批准的收费站，未包括非正规收费站特别是县乡设置的收费站，而google地图统计的则是全部收费站。
暂且不考虑google地图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即使按照审计署官方资料来看，情况也足够惊人。全国19万公里收费公路，意味着二级以上公路半数都在收费，收费公路历程可环绕地球四圈半。就在不久前社会还抱怨“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1%在中国，世界收费公路总长不过14万公里，中国就有10万公里。”可是话音未落，中国收费公路就由10万公里增加到19万公里，占世界收费公路的比重也由71%提高到82%，发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2005年审计署对全国19万公里中的8.68万公里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显示收费5100亿，以此折算19万公里收费将超过1.1万亿。每公里收费接近6百万，每米收费接近6千元，如果把每米收费用百元大钞连接起来接近一公里。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百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
以往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富人半边，穷人半边，穷人至少还有沿街流浪的权利；现在却是大路朝钱，穷人靠边，连沿街流浪都变成了穷人难以企及的特权。或许有人会说：修路需要花钱，自然就要收费。如果说修路花钱就要收费的话，请问古往今来有哪条路不是花钱修建的，可有哪朝哪代设置过收费站？当初秦朝实行“车同轨”将天下道路修建一遍，相对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来讲，投资规模之浩大远远超过今天，并且还是被知识分子痛骂2千多年的暴政，都没有在全国设置收费站。虽然当今世界有20多个国家高速公路收费，但收费里程很短。美国9万多公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仅为7800多公里，收费里程不到9%；而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比重超过美国10倍，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收费。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目前我国已建成高速公路的90%以上，一级公路的80%以上，二级公路的40%以上，都是收费公路。显然，修路花钱只不过是收费的公开借口，并非是收费的真正原因。其真正原因，在于官权化改革把资源和市场同时集中于官员手中，把中国经济变成了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就经济性质来讲是官人经济，就经济特征来讲是收费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畸形经济形态。畸形经济形态是由中国社会的畸形结构决定的。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会形成大众经济而不是官人经济；如果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会形成消费经济而不是收费经济；只有目前这种官权主导的市场化社会，才会形成官人经济和收费经济。
可以说，官人经济是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特征，它既是包括收费公路在内的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根源，又是公共资源商品化私有化的结果。较早期间有人将其概括为是权贵资本主义，只是人们往往将权贵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误以为只要消除中央集权，就能够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正好相反，权贵资本和官人经济不仅不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反倒恰恰是官权对中央集权的历史性胜利，是官权战胜中央集权的结果。世界历史上有许多集权国家，中国2千年封建社会更是集权统治，却从未有过把公共资源作为官员牟利工具的经济体制。道理很简单，中央集权国家大都具有家天下的观念，既然是家天下，就绝不允许各级官员占有公共资源，如同主子绝不允许仆从占有家产一样。只有在主仆关系颠倒的情况下，仆从才有可能公开占有主子财产。中国的官权化改革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主仆颠倒的过程。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官权化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文革博弈的失败。文革是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转变的第一场政治大博弈。由于文革不是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不是一部分精英反对另一部分精英的博弈，而是人民大众与整个精英群体之间的博弈，是要用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精英群体空前的团结一致。虽然当时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的政治联合，对官权形成了沉重打击，但是在空前团结强大的精英群体面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众与精英之间，民权与官权之间的政治大博弈，最终以民权的全面失败而结束。建立在清算文革基础上的改革，自然成为约束中央集权，镇压百姓民权，扩大和巩固官权的过程。随着公共资源由中央集权控制向地方官权控制的转移，官权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往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最后演变成为地方官权控制的官人经济。
官人经济或曰官权经济的形成，意味着官员既是资源占有的主体，又是市场交换的主体，可以随意通过右手掌握的市场，去变现左手掌握的资源。而对于官员来讲，最方便变现的资源就是公共资源，因为官员是占有公共资源的天然主体，不像占有私人资源那样还需要一个“扒房子圈地”的抢劫过程。如此一来，公共资源便逐渐异化变质，乃至最后完全消失，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没有了公共资源的国家。公共资源完全商业化市场化私有化了。
首先，公共资源完全变成了融资平台和金融工具。本来，公共资源的功能应该是创造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可在地方官员手里，公共资源的功能不再是满足公共需要，而是用来进行融资和实现增殖，在他们眼里，高速公路等公共产品，如同股票、期货等金融工具一样，完全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此外没有任何其它功能。如果一定要找出公共产品与金融产品之间区别的话，就是公共产品在金融产品的市场化融资手段之外，又多出了向老百姓强行摊派等行政集资手段。把中央政府制订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变成了“集资修路，收费发财”。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3年后，在已经收回贷款的1997年，又重新批准收费期限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全部收费将超过120亿元。根据交通部资料，自1984年国家允许公路项目融资到2000年，期间公路项目融资超过6700亿，按照10倍投资收益，仅公路收费一项就能切掉社会6至7万亿的财富，用眼下那句时髦话说就是：官员想不发财都难。
如果认为这数万亿资产，这数倍或数十倍增殖的财富，是进入了地方财政，那就大错特错了，完全不符合官人经济的性质。我们之所以总是称之为官人经济，而很少称之为官权经济（这样称也未尝不可），就在于这些金融化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并没有停留在官员共同占有的官权阶段，而是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一是在建设阶段以贿赂形式的瓜分，二是建成后以私有化形式的瓜分。中国公路建设资金究竟有多大比例被瓜分掉无法统计，但是不断暴露出来的案子足以说明问题，重庆巫山县是一个国家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也就一亿元，可是仅一个交通局局长受贿金额就超过2千万元，中国基建规模和速度举世瞩目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通过地方政府募集资金建成的公路进入收费阶段后，便进入了所谓市场化运作阶段，以市场化的名义把收费权转让给私人公司，结果就是政府投资，私人收费，完成官人经济蛹化蝶的全部过程。如果转让过程是名符其实的市场交换倒也罢了，关键是整个转让过程完全是空手套白狼的传统把戏，与当初收购国有企业的手段完全相同，把想要购买的收费公路抵押给银行，以此获得抵押贷款再来购买收费公路，购买者实际上分文未付。如同用你们家的房子抵押贷款来买你们家的房子，购买者根本就没花一分钱。根据审计署提供的资料，收费公路70%的转让都属于这种空手套白狼。另外30%的转让，虽然表面看上去是真金白银的买卖，其实也是用政府的钱来买政府的项目，仍然属于空手套白狼，与抵押贷款进行收购的唯一区别在于，是用政府左兜里的钱收购政府右兜里的项目。上海滩上的张荣坤就是典型，挪用政府社保资金收购高速公路，然后再用高速公路抵押贷款归还社保资金，结果都一样，都是分文未付便获得了巨额投资建立起来的收费公路。
其次，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完全变成了收费工具。甚至包括名山大川等自然资源也变成了收费工具。公共资源的商品化和牟利化，把中国经济变成了与现代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经济——收费经济。现代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消费经济，消费率越来越高，消费既是构成总产值的主体，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消费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在经济领域的根本体现，是社会民主发展的根本经济成果，是大众经济时代的根本反映。消费经济和收费经济的根本对立在于：消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GDP增长越来越缓慢，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高，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社会贫富之间越来越和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越来越可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清晰坦然，人们的幸福值越来越大；收费经济则恰恰相反，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但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却越来越低，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贫富对立越来越尖锐，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依靠，人们对未来预期越来越没有把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未来生活保障在哪里，终日生活在惶恐和压力之中，唯一能够缓解惶恐与压力的方法就是储蓄，用拼命储蓄来减轻今后未知命运的压力和恐惧。这就是美国人拼命消费，中国人拼命存钱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的“两低一高”，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目前中国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了世界最低，工资收入的比重已接近10%，消费率下降到35%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70%，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我国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双双创出世界最低和历史新低的同时，中国储蓄率却是世界最高并且不断创出历史新高，2007年储蓄率48.1%，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中国人的拼命存钱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甚至惹来了美国人的抱怨，因为中国人把钱存到政府那里，政府又把钱存到美国那里，美国人不管不顾地尽情乱花，结果花出了金融危机，所以抱怨是中国养成了他们乱花钱的坏习惯。为什么中国人会在工资比重和消费率世界最低的情况下会拼命存钱？就是收费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三大支撑系统被摧毁的结果。现代经济的规律，就是人们越穷越要存钱，社会负担越是沉重，越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越是不知道老来依靠在哪里，人们就越是存钱。储蓄率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一个社会越是可靠，人们对未来担忧越少，就越是大胆消费，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一个社会越不可靠，未来越是没有保障，人们就越是只能依靠自己，眼前就越是不敢消费，储蓄率也就越高。不知道明天的生活是压力最大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公共资源系统、社会福利系统、社会保障系统的最大作用，其实并非单纯物质方面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的支撑，对明天的支撑，对未来的支撑。所以苏联东欧的巨变摧毁了领导，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摧毁这三大系统，因为摧毁这三大系统，就是在摧毁人们的明天，摧毁人们的未来，摧毁人们的希望。历史将会证明并且已经在证明，为了满足官权和资本的发财欲望，而摧毁现代社会三大支撑系统的官权化改革，必将使社会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
当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成为收费工具后，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不仅不再能够满足公共需要，形成公共福利，反倒变成了沉重的公共负担。据世界银行报告测算，中国收费公路的货车通行费平均每公里超过1.2元人民币，2006年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378万车次，收费超过40亿元，每辆车通行费超过一千元。每年上万亿运输费用打入商品成本，中国运输业的成本高于发达国家１倍，高于美国３倍，流通费用占一般商品价格的50%，占农副产品价格的70%，以至于农贸市场价格的变化，不再取决于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是取决于运输状况的变化，收费负担全部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并且主要是转嫁到穷人头上。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越是穷人，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就越高，当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时，所承受的负担也就越重；另一方面，越是穷人必需的生活资料，所分摊的运输费用比重就越大，为公共负担掏得钱就越多。那些省吃俭用的城镇居民的买菜钱，绝大部分都送给了公路收费站，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开车上路。如果取消公路收费，回复公路的公共性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副产品和食品价格至少会下降一半以上，人们生活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可见，市场化的本质就是富人化，即便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它也会把穷人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如果再加上地方官员有意识地利用来进行财富分配，那穷人就只能是更加倒霉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走上政府干预的计划发展道路，其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功能给穷人带来的灾难。与当今世界这一发展潮流相比较，中国的官权化改革的确是走上了相反的发展道路。所以，回归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已成为今后中国改革回归正途的主要任务和根本标志。
高价公路所反映的公共资源变成公共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伦理和国之根基问题。以前我们就多次提到，旧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已经成为劫匪拦路、强盗剪径的经典语言。可见，古往今来，拦路设卡收费一直属于黑道勾当，属于当地政府围剿打击的对象，哪怕此路真是你开的，设卡收费也要坚决打击。掏钱修路只能属于造福积德的善举，国家可以表彰，社会可以称颂，百姓可以敬仰，但就是不能收费，强行收费就按劫匪强盗论处。拦路收费和打击收费，古往今来一直都是官与匪之间不可逾越的行为界限。即便是所谓的官匪一家，充其量也不过是官府与劫匪暗中勾结，绝不会由官府去接管劫匪的买卖。对黑道勾当只能打击不能接管，这就是古往今来所有政府都必需遵循的行为底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之所以立刻失掉了天下民心，就在于他不是打击汉奸伪军力量而是接管汉奸伪军力量，一步就跨到了历史反面。所以，政府一定要清楚，拦路收费是古往今来的黑道勾当，当地政府的职责是打击车匪路霸，绝不能代替车匪路霸。即便迫不得已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也必须严加控制收费的模式、范围和时间，绝不能大规模改变公路姓公的基本性质。目前实行公路收费的20多个国家，收费公路的比重基本控制在1%左右，而我国收费公路的比重已达到10%，并且比重还在不断扩大，新建二级以上公路的三分之二都是收费公路。虽然交通部规定收费站间隔要保持40公里，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缩短至20公里，汽车尚未完全跑起来便又要停车缴费。同样实行公路收费的印度，收费站少得几乎感觉不到；澳大利亚也是，从堪培拉到墨尔本，油门一脚踩下去，800公里没有一个收费站。而目前我国，自驾车出行的通行费居然超过了乘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的价钱。这已经超出了利用公共资源牟利的一般范围，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合法抢劫。
大家把公路等公共资源托管给政府来管理，管理什么？就是要管理和维护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无论富人穷人，有钱没钱都能使用，避免公共资源变成少数强势者的私产。这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不言自明的天道公理。所以历史上有的朝代哪怕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也没有去拦路设卡收费，因为这是政府行为的最后底线，是官与匪的最后界线，一旦跨过这个底线，官匪之间就没有了区别，社会就没有了天道公理。历朝历代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曾经跨越这条底线，道理就在于此。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家训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连强盗小偷都讲究“盗亦有道”，政府更应该取之有道。政府的职能就是要保证天下财富取之有道，坚决打击强取豪夺的无道行为。如果政府本身取之无道，天下势必乱做一团，形成典型的强人社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人皆匪，能骗则骗，天下无一人可信，世上无一物可靠，天大地大不如官大，爹亲娘亲不如钱亲，维系社会的道义力量将彻底崩溃，进入佛家所讲的末法时代。所以，公路收费，公共资源收费，收走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收走了社会的道义力量，收走了政府的伦理基础，最终必然形成地方政府黑道化，腐败收入制度化，财富抢劫法治化，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任何积极作用。最近胡锦涛主席针对“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的旧有论断，专门强调指出：“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就是对违背天道公理，悖逆人类文明的无道经济发展模式的严肃批判，这是30年来中国最高层对无道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次警告和批判。
上面这张密如蛛网的收费站图片之所以令人毛骨悚然，还在于它把统一的国家切成了彼此分割的无数利益碎片，让人不禁想起了曹雪芹形容贾府那句话：“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瓤却也尽上来了”。一个内部已被切成利益碎片的国家，是最危险的国家。国家从内部被切割成利益碎片，是官权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公共资源成为牟利工具，标志着中国改革是典型的官权化改革，官权化改革的经济结果，就是政府直接进入经营领域，把权力作为经营工具。由于权力掌握在具体官员手中，有多少官员就有多少利益主体；有多少利益主体，国家就会被切割成多少利益碎片。如此一来，国家便不再是一个利益整体，统一的国家就只剩下一个外部空壳。二千年前“车同轨”的修路工程，把中国由一堆碎片连结成为一个利益整体，现在的收费站又把中国由一个利益整体再次切割成了一堆碎片。公共资源是国家作为利益整体最根本的经济标志，当公共资源被官权切成碎片时，国家的公共利益也就随之消失，国家便不再是国民共同的国家，而变成了官员的国家，变成了纯粹的官家。一旦当国家变成了官家，国家所有的一切就只归属于为官家；既然所有一切都归属于官家，那么包括外敌入侵的灾难，自然也就全部归属于官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经常把国难看成是纯粹官难，采取袖手旁观立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汉奸文化特别发达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经常讲，国家的官权化和国民的汉奸化，是一对同生共死的历史双胞胎，官权化是汉奸化的政治根源，汉奸化是官权化的文化反映。他们之间表面互相对立，实则互相依赖互相催生；官权把反对汉奸作为自己恶性泛滥的根据，汉奸又把反对官权作为自己背叛祖国的理由，形成了难以选择的历史悖论，无论选择其中任何一方，结果都是国家和百姓倒霉。所以中国老百姓干脆袖手旁观，隔岸观火地做起了看客。据刘亚洲将军的文章提供，鸦片战争期间，一次广东的清军与入侵英军展开厮杀，周围山坡上观战看热闹的老百姓山呼海啸，如同元宵节观赏花灯一样兴奋尖叫。这就是官权化国家必然形成的国民状况。
许多民族虚无主义者往往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素质差，国民性有问题，认为中国的家国文化是劣等文化等。其实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家国情怀的民族，中国的家国文化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中国人把国放在家的前面，称之为国家；把为国尽忠放在为家尽孝的前面，称为忠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毫不犹豫地尽忠弃孝。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国家天下概念的集中表述，既表明了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具有内在统一性，又表明了他们之间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顺序：修身服从于齐家，齐家服从于治国，治国服从于平天下。这种个人服从天下，以天下为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天下文化，不仅是皇家的概念，不仅是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概念，同时也是一般贫民百姓的概念。正是这种家天下文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留存下来的文明古国；也正是这种家天下文化，还将使中国成为唯一引领世界走向大同的国家。天下一家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文化基础，没有天下一家的文化，就没有大同世界的道路。可见，中国的家天下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所谓国民性的根源，甚至还是走向大同世界的方向。世界一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大同化的过程，大同世界需要有大同文化，这就是中国的家天下文化。
可以说，家天下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中国历史上所有悲喜剧都是围绕家天下展开的，不同的家天下给中国历史和百姓命运造成了不同影响，概括起来就是三类：皇家天下，官家天下，大家天下。皇家天下是指中央集权主导的天下，约占中国历史三分之二的统一时期，就属于皇家天下；官家天下是指官权主导的天下，约占中国三分之一的分裂时期，就属于官家天下；大家天下是指民权主导的天下，只存在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极短时间。除了这极短时间的大家天下之外，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相交替的历史。由于皇家天下意味着和平和统一，官家天下意味着分裂和战争，所以历史上老百姓便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皇家天下，同时，“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的皇权一统，常常在利益上与地方官权形成对立，在客观上与老百姓渴望打击官权的历史要求相一致，老百姓自然把抑制官权的希望寄托在了皇家身上。这就是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常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老百姓需要借助皇权来抑制官权，即便像水泊梁山那样万不得已走上造反道路，也是为了逼迫皇权约束官权。只有在皇权衰弱得抑制不了官权时，老百姓才会既反贪官又反皇帝，但是推翻皇帝的目的，仍然是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皇权，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官权。官权泛滥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超越了人类所遭遇的任何灾难，和平时期百姓不如草芥，战乱时期百姓不如野狗；并且历史上所有的战乱和动荡，几乎无一不是官权泛滥的结果，历史上所有几乎**灭种的大祸，也无一不是官家天下演变的结果。南宋晚期皇权虚置、官权泛滥，导致元军长驱直入，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大半国人惨遭屠戮。明代末年，皇帝一根绳子上了吊，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家天下，清军乘机大举入关，连续数年大肆屠城，上亿国人惨遭杀戮，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屠杀80万百姓，广州屠城70万百姓。清朝晚年悲剧再次上演。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60年挨打，官权60年坐大，搞洋务运动，更是天下资源尽落官权手中，所以尽管期间历经外侮，老百姓始终冷眼旁观。1900年慈禧太后气壮山河对外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各地老百姓为保皇家天下，纷纷举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慷慨赴死，奔向北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抗战运动。可是与西方11国宣战的慈禧太后，此时除了义和团之外已无兵可战，官权坐大的地方政府实行“东南互保”，纷纷与西方列强签署协议，准备把皇家天下变成洋人天下，变成剩孤家寡人的慈禧太后被迫踏上了亡命天涯的西逃之路。逃命途中屈于洋人和官权的沉重压力，又反手下令镇压义和团，虽然大清军队对外宣战无兵可战，而对内镇压义和团却是兵如潮涌，可怜义和团浴血抗战的十万中华儿女，前有西方列强军队的猛烈炮火，两边是地方官军的疯狂攻击，背后是皇家军队的大肆屠戮，十万中华儿女尽数惨死于血泊之中。随着义和团被外来洋权、地方官权和中央集权联合镇压，中国封建王朝皇家天下的最后一首挽歌，也就变成了历史绝唱，随后大清王朝就被武昌城里一个起夜士兵的一泡尿给冲掉了。
包括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内的无数中国人都在思考和询问，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一直纠缠与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之间，而没有彻底抛弃皇家天下和官家天下，去建立自己的大家天下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不知道自己拥有战胜官权的伟大力量。如同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牛群，它们拥有足以在瞬间内把任何野兽踏成肉酱的巨大力量，无论是冲向狮群或者狼群，都能够十分轻松地战胜对方。可是让人十分悲哀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群体拥有能够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唯一的意识就是躲避和逃跑，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不幸的同伴成为狮群或狼群的猎杀对象。当时4亿中国人能够被2千英法联军征服，能够被3万八国联军打败，就如被几只狮子追着跑的那千万头野牛一样，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中国人民从此就站了起来。所以中国老百姓才由衷地把毛泽东看作是大救星，西藏人民则干脆把毛泽东看作是佛。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毛泽东称为大救星，不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具有能够压倒一切的非凡力量，而是因为毛泽东唤醒了人民内部蕴藏的能够压倒一切的非凡力量，让人民意识到了自己具有改变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完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去创造历史。当非洲野牛意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时，所有野兽也就到了末日。这就是所有野兽都极端仇恨毛泽东的原因。
目前，中国再次进入了官权独大的历史时期，并且中国的精英阶层要把中国的政治改革，依然锁定在集权与官权相博弈的旧有历史框架中，只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伟大力量，不会在旧有的历史框架内重蹈义和团的历史悲剧，他们所追求的，是天下归公、民权至上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 本帖最后由 死鸟 于 2009-3-2 08:57 编辑 ]

WWF

字太多了，看的眼睛痛

yamaham1

第一眼看见还以为是地图呢 这家伙比地图还详细呢

黑娃儿

怕毛啊   这是事实   不怕不怕

风中男孩

死鸟

这篇文章 是我在别的网站上 看到并转载的
我看完心里 愤怒 只知道 中国公路收费是不少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居然如此庞大 如果收费都修路
我想 中国可能 连海里铺的都是路了
我想让 车友 看看这些  但是 有的网站却不允许发
说有人 监督  我才明白 先不说当官的
就连在一起的 车友 同为老百姓 都这样 维持现状
怕虽坏到自己的利益 何况 其他的~~~~~~~~~
哎！！！！

-⒈９⒌6

咱也就是跟这说说...哎...胳膊拧不过大腿...挨着吧..

JONHOU

再多也得走啊
没办法

痘蝇侯

顶顶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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