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不忌] “人体科学”的来历

独孤逍遥

钱学森先生从“二弹一星”工程项目退休后，不甘寂寞，在草原学、沙漠学、教育学、地学、“大成智慧学”、环境科学、林学等等领域高屋建瓴予以指导。无非是些永远正确的无济于事的大话空话。钱先生最花功夫的是创建了“人体科学”。
退下来后不甘寂寞：
先皇时代大红大紫的钱学森，到“第二代”坐稳江山后，就被边缘化了。直到1986年6月27日，才给了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当当，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性组织，摆摆样子的。也不见得完全是年龄关系吧，只比他小一岁的钱伟长为新皇遮丑立了功，于1983年由新皇亲令调任了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持御批的这位钱老弟可是有职有权，批示上且指明其不受年龄限制。后来上海工大兼并了上海科大等校，更名为上海大学，本科及其上学历在校生达三万多人，钱伟长当然还是校长，官方并赐予了“钱伟长教育思想”光环，成立了该思想的研究所。与此同时钱学森却还在念念不忘旧主，说“你看我一回来，Mao 竹席重用我，zhou 宗里对我重视，聂帅也很信任，给我很大的权力，……”；更严重的是，先皇在世时钱学森曾积极批邓，贴大字报揭露新皇爱将张爱萍向他说的私房话，张曾是国防科工委主任，实际领导“二弹一星”试验工作，1982年更升任为国防部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面对当年狠批右派分子钱伟长的钱学森，钱伟长笑到了最后。自古以来，当今往往会冷淡先皇宠臣，第二代可真是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呵。荣也好，辱也罢，最终都不过是匍匐于天子脚下的书生，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呵，他们原可以为民族、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
被先皇御封为“拿摩温”（№１）的钱学森怎甘落寞，他没有接受妄言亩产可达“两千多斤的20多倍”酿成大祸的惨痛教训，而是继续在自己专业之外的多个领域中屡建“新功”，以图维护他的拿摩温形象。
1984年钱学森著文《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先发表在《内蒙古日报》后转载于《人民日报》，提出了“草产业”、新食物链、新结构图、新技术革命等新说法，成了草原学专家。后来钱学森又开辟了“沙产业”，成了治沙专家。沙产业似乎涵盖了草产业，他说“接替信息产业革命的第6次产业革命，将是包括沙草产业在内的知识农业。”钱学森的沙草产业，还是建立在太阳光的能量基础上，那是个“四过”转化的过程：一是“过光(阳光)转化”，通过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植物蛋白；二是“过腹转化”，通过家畜、家禽把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蛋白；三是“过机（机器、设备）转化”，把动物蛋白通过机器设备转化为食品、饮品等生态精品；四是“过市(市场)转化”，通过市场把生态精品转化为畅销商品。钱学森说：“通过‘四过’转化(过光、过腹、过机、过市)，达到‘四增’效果(沙漠增绿、资源增值、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实现‘三生统一’(恢复生态、发展生产、提高农牧民生活)。”说话一套一套的，图景也很美妙，不过他没有说沙漠上“过光转化”所需的水从哪里来！钱学森不光是说，也是出了力的，1994年他拿出何梁何利奖金100万港元设立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2001年他捐出霍英东“科学成就终身奖”100万港元以促进沙产业发展，并设立了“钱学森沙产业奖学金”。
1990年钱学森刊文《人民日报》，题目是《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谈中小学校的教育改革，他说“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以后，假如我们要在世界上有竞争能力的话，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硕士文化水平。”日本只普及到高中毕业，美国也不是人人大学毕业，钱先生竟要每个中国人都是硕士，既没必要也无可能！他继续讲“现在我们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4岁就上学，我看经过14年到18岁，就可以达到硕士水平。”每个中国人都到18岁就成硕士！又是个大跃进，教育上的大跃进。一篇热昏了头的文章，何必呢。要和钱伟长争当“教育家”？
1994进90年钱学森出版专著《论地理科学》，写的都是“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地理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并为地理科学制订了“八字宪法”，俨然成了地学大师。
钱学森晚年创立了“大成智慧学”。不知是否钱先生年事已高、就像先皇晚年只会说些片言只语的最高指示那样（钱的寿命比Mao长15年），没有看到过他写的对“大成智慧学”的叙述，有关文章是由其堂妹钱学敏（1961年毕业于文科哲学系，20年来专事“研究和阐述钱学森的科学与哲学思想”）转述的，我想总不至于矫诏吧。钱学森说“人的智慧是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此为‘大成智慧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等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知识是性智、量智的结合，主要表现为‘量智’；而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实践活动，也是性智与量智的结合，但主要表现为‘性智’。‘性智’、‘量智’是相通的、相辅相成的。”性智量智之说，是拾哲学大家熊十力的牙慧，熊十力说性智乃本体之知，而量智则是对具体事物之知；性智相应于玄学，量智相应于科学。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可比辛亥革命老人熊十力讲得“玄”多了。不过他讲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至少不包括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农学、生物学、纺织学、工程学、机械制造学、交通运输学、……，而他从事或推举过的数学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却占据了“十大科学技术部门”之五。钱学森说“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不知道他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得出多个智慧见解时，是否已集了哲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美学等等大成。“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如不在行，弄一个星期就可以成为行家。”这是在讲钱学森他自己嘛，他才是大成智慧学家，可以进入任一学术领域，弄一个星期就可以成为行家里手。
钱学森还在林业、农业、环境保护和地球科学等领域作过开创性工作，发表过指导性见解，就像在上述诸领域中那样。我相信，钱学森先生对待空气动力学是谨慎的严肃的，否则就不会有钱学森这位科学家了。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在自己专业之外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也就是中学生水平吧。在其他学科，钱学森除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外，那些新说法有多少真意义？它们实质上就像“大跃进”时风行的表演形式“大实话”那样：天冷了加衣裳、肚子饿了要吃饭！当了50年...员的钱学森，早已掌握了中共高官的做官真谛：事事处处高屋建瓴予以指导，自己是万能专家，说一些永远正确的无济于事的大话空话，以维护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在钱学森是想永当中国科技界的拿摩温吧，先皇的封赏成了他一世的包袱。
标新立异创建了“人体科学”
钱学森不甘寂寞的扛鼎之作是，开辟了一个被其称之为“人体科学”的新学科。1979年3月四川报导了八岁儿童唐雨“耳朵认字”的新闻后，钱学森敏锐地感觉到这个“特异功能”可能是他创立新学科的突破口，从而可再铸自己的科学辉煌，获得新皇重视。逐渐地，他把特异功能、气功（“外气”）和人体科学熔为一炉，冠之以“人体科学”的大名。
1980年6月3日，北京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次日，钱学森谈话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并第一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一说法。1981年5月在四川举行了第二届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钱学森向该会作了《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的报告，会上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1982年5月5日，钱学森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钱学森祭出了“党性”法宝。
从1983年3月到1987年10月，钱学森仅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507所）就作了一百多次报告和发言，后整理成书名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的专著。其后，钱学森出版的有关书籍还有《论人体科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创建人体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
1984年2月10日，钱学森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的报告，他说：“搞这个事业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此时他己断言搞人体科学一定会导致科学革命。报告中钱学森强调，不要把人体科学“单纯地看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至此，钱学森已从“党性保证”这种带乞求意味的说法，上纲到搞人体科学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斗争的高度，和政治扯上了关系，连标题也学《...宣言》中的幽灵说法。此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对人体科学有个表态，胡没有推波助澜，导致了狂热者们的不满。1986年5月底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钱学森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报告，他说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千万不要认为是个简单的事情，这涉及到人的思想，意识的革命。”再次把人体科学和共产主义和政治扯上了关系。
1985年12月25日，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震寰少将任理事长。中国的学术团体皆称学会，如数学学会、物理学会、生物学会，成立学会要国家科委批，那里总要请些懂行的专业学者把把关，不易通过，他们就绕道找“经改会”。
虽然1981年5月己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1986年5月把那个筹字也去掉了，但钱学森并不满足，为提高人体科学的“学术地位”，经努力他终在1987年5月3日争得了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是年钱学森已76岁，表面上当了名誉理事长，由比他小4岁的张震寰兼任了学会的理事长。反正人体科学和气功（外气）科学也差不了多少，就由同一人当理事长好了。
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成立时钱学森和507所所长合作（钱的名字在前）作了主旨报告，钱学森总算稍为清晰地为人体科学划了界、定了调，他把中医、气功（外气）、特异功能、西医、营养学、体育、脑科学……等等所有和人有关的学科，都纳入了人体科学。钱学森令人瞠目结舌地把他新创的人体科学抬升到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立的地位！洋洋万言中实质性命题是，凭主观意识，或说意念，人可以发出电磁波、外气，远距离改变物质结构，治病，特异功能，创造奇迹，心想事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此外，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还力争设立了单科性的国家人体科学基金。此前和此后中国只设有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基金，没有单科性基金。
当时，二大权威杂志是《中国人体科学学报》和《中国气功科学》。后者的社长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退役将军（少将）管谦，原总参谋部通信部政委。该杂志封面上，印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主办”字样，可见这个杂志和钱学森任主席的中国科协的特殊关系。《中国人体科学学报》是“学术”性的学报，《中国气功科学》是普及型的杂志（当然杂志名称中也不忘“科学”二字），分工协作，覆盖了各式读者。
妖雾笼罩中国大地
在钱学森和退役将领的大力倡导下，三教九流纷纷出山，应者遍国中。各省市相继成立了气功科学研究会，佛道仙俗五花八门的“气功”陆续登场。众多的“人体科学”和“气功”书报杂志应运而生。全国发行的报刊除上述二种外，至少还有《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通讯》、《中国人体科学》（由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后改名《人体特异功能》）、《气功通讯》、《气功简报》、《中国气功》、《中华气功》、《东方气功》、《气功纵横》、《气功》、《气功与科学》、《气功天地》、《气功与体育》、《气功报》、《国际气功报》……等等。犹如一场淫雨后，各式菌菇乱嚷嚷拱出了地面，一刹时伪科学满天下。
据说叶剑英临终前曾请“大师”发功治过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也由严新“大师”治疗过。擅长钻营的各式术士岂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当建功立业以名利双收，他们虽然没有延长高官们的寿命，但是名声出去了、声势造成了。
1986甚至都成立了“人体科学三人组”（也有人称之为“中央人体科学领导小组”），成员是国防科工委政委伍绍祖少将、安全部贾春旺副部长和国家科委副主任滕藤。后改为四人组、六人组，组长是已调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伍绍祖和张震寰皆来自国防科工委——军内最讲科学的部门，钱学森也曾被秘封为国防科工委的中将。将军加科学家，双重的权威，怎不令人侧目。
1987年4月18日，钱学森对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负责人陆祖荫（物理学教授）和李升平（化学副教授）说：“现在我们的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讨论了这事，点了头，认为气功和特异功能非常重要，要抓紧研究，开发利用。气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它有很高级的功能表现，有很深奥的内容，中央认为对此非但不能怀疑，而且要大力支持。”也确是，此前2月，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接见了清华的气功实验代表。此前3月胡耀邦已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不热心支持“人体科学”的胡耀邦已经下台，钱学森终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中央表态（此前只是活里活络的默许），怎能不欢欣鼓舞地传达这一大好消息。如果钱学森没有矫诏，此后十多年（直至1999年7月）中华大地上的妖雾腾涌，其推手当是“我们的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讨论了这事，点了头……而且要大力支持。”在中国大陆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党。
钱学森在清华转告了中央信息后，“大师”们更形嚣张。他们中例如有张宝胜、严新、张宏堡、张香玉、张志祥、胡万林……等等。张宝胜曾受聘于507所，说是要把他的特异功能移植于军用。这些“大师”中有人能用意念移物，有人能用意念力改变全世界蚊子的遗传密码，有人能用外气远距离杀灭细菌，有人自称和宇宙间高级生命有联系，1988年2月《气功与科学》报导了严新用气功阻挡原子弹爆炸和大兴安岭灭火实验的新闻……等等，等等。当然，最普遍的是他们都能用外气为人治病。不过张宏堡也曾多次表露“我实际上是在搞意识形态”，“我是真龙”。中华大地上一时群魔乱舞，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世纪末这种乌烟瘴气浓烈到了巅峰。后来，那些被压下来的现场报导或事实调查报告，终于露面了，原来他们都是骗子！
其间，清华大学的陆祖荫及李升平等人和严新合作，伪造了外气改变核酸分子结构等六篇论文。钱学森终于看到了他等待已久的报告，1987年8月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急咻咻地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也确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英文版《中国日报》和香港《文汇报》等大报都作了报导。于是招来了全世界的注目。
1988年3月到7月，美国“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派出6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特异功能和外气，接受考察和试验的特异功能者和“大师”们全部失灵，美国人的结论是“这一领域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弄虚作假和欺骗”，丢尽了中国的脸，祸害了无数无知的中国人。
此后，中国人体科学双方的斗争仍十分剧烈，例如，1989年1月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曾是清华物理系学生）的讲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1989年2月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则在大陆出版的《中国人体科学》第1卷第4期上发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
下述现象是否也说明点问题？高张人体科学旗帜的核心堡垒是507所，钱学森在该所下了苦功夫；另二个堡垒是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但是，从事物理学和生物学正规教学和研究的单位，如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中科院脑科学研究所以及中科院各生物学研究所，没有参加钱学森指挥的大合唱。脑研所所长张香桐院士还在1983年3月发文批评了特异功能，对此钱学森反唇相讥道“我看这位科学家有点跟不上时代。”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院士也不指名地批评过钱学森的手伸得太长。
“人体科学”发展到上世纪最后十年，其中影响最广、害人最多也敛财最丰的当推田瑞生的“香功”和沈昌的“人体科技”吧。那位《中国气功科学》的将军社长在1998年曾有结论“香功……发展最快，适应面最广，受益面最大”；少将理事长张震寰则说沈昌人体科技“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正是我们可以超过外国的地方”。
1999年7月23日突然龙颜大怒，翻脸不认人，手谕镇压了...，显是出于对非党力量的深深恐惧。虽说仅仅定义了...是邪教，但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上述有关人体科学的种种喧嚣陆续销声匿迹了，并解散了人体科学领导小组，伍绍祖的国家体育局主任这一部长级官职也被撤消了。钱学森再次被打入了冷宫，闭上了嘴巴，就好像他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说过。这段历史被一笔勾销了。
“人体科学”的头顶盘旋着“大跃进”的幽灵
钱学森明白，在中国这片没有经历过象样的民主洗礼的古老国土上，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去国时钱学森刚出校门只有25岁，倘若说那时他对自由的认识还不够清晰，20年后回国时故国的严峻却大大超乎了他的意料。惯于用枪杆子说话的新朝权贵们，借助如水银泻地般的党组织形成了严密得吓人的政治势力，建立了远远强悍暴戾于任一新皇朝罗织的统治网络，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扁，从三维的立体压成了二维的平面，没有空间了。钱学森出国时自由是多少的问题，中华大地上仍然活跃着一批像陈独秀、张国涛、先皇、鲁迅、宋庆龄等和当局不合作的人，更多的人像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梁漱溟、巴金、萧乾、晏阳初等等，也都保持着自由身；钱学森回国时，自由已成了有无的问题，自由被收归了党有。
其实，钱学森在美国遭到政治迫害而不得不回中国时，恐怕他已决心重投新主、另建功业了。就纯政治来说，他没有资本建功立业；就纯业务来说，他也明白中国没有让他取得更多学术成就的条件。钱先生又不甘寂寞，就只能走“政治加业务”之路，凭藉以往的业务成就、假借当今的政治力量，以另建功业。用数学语言来说，这条路对钱学森而言，是充分必要条件，能走得通，舍此也别无他路。于是，他尽力迎合圣意，以争当科技界的拿摩温；争得后，更依上命不断地再立新功；新皇登基后则另辟蹊径以维护拿摩温地位，甚至梦想获得更大荣誉。
1955年回国略事调适后，1957年钱学森成了反右积极分子。1958年投入大跃进，所谓从理论上证明了亩产可达“两千多斤的20多倍”而“深得寡意”。他在1958年申请、1959年加入了中国...。后来的漫长岁月，遵命从事学术意义不大的军事工程。1969年钱学森积极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否定人类文明、突出“数千年出一个”先皇的浊浪推波助澜。在一篇所谓的“哲学”文章里，钱学森声称要将马列主义先皇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直至文革结束，钱仍不遗余力地诋毁现代物理学，诸如发文《人民日报》斥责宇宙膨胀理论是伪科学。钱先生对相对论和宇宙膨胀说的批判，使人怀疑他对物理学理解得有多深，毕竟钱学森读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专业，没有接受过物理学的科班训练。去美国后又是从航空工程系进入的空气动力学领域。毫无疑问，钱学森先生是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但科学家不会万能，他不见得一定熟悉正统的物理学领域。那就不要用哲学、甚至是政治和先皇思想去批判物理学。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钱先生响应号召，跟随“第一代”批邓，并揭发了邓的爱将说的私房话。毕竟从本质上说钱学森是个书生，玩不过专搞政治的人，他怎么知道新皇后来会成为“第二代”呢。此后，钱学森就退居二线了，更多地用“民间组织”的名义，或者说是假借过去威势以半官方名义，惨淡地勉力维护着拿摩温地位，后来最用功的当数“人体科学”了。
钱学森已经把“人体科学”称之为科学，作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是治学之道。然而他采用的是“先有结论，以权作证”也即无需证明的那种“反右”、“文革”期搞政治运动的手法。他自己是做不了科研工作了，但可发表长官加学霸的双重“权威”意见。《气功通讯》1990年第一期还兴奋地追加报导说：看到清华大学陆、李等人的论文后（实为伪论文），钱学森主席于1987年8月说“它无疑是人体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实在使人受到鼓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4天后再次批示道“……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猴急之状跃然纸上。于是乎，大报发通讯、学报登论文，成立了国际医学气功联合会，向日本等国派出了以张震寰为团长的气功代表团，“大师”们去多国传法，国内更是达到了癫狂程度。
1995年底出版的《中华奇人神功》中说“钱学森认为气功是‘科学的新发现，科学革命的先声’。”中央人体科学领导小组组长伍绍祖在1998年的《中国气功科学》上也写道“钱学森同志讲：‘人体科学是科学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吹捧得那么高，又是一个顶峰！以前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顶峰，现在是钱学森在“科学领域”里提出的珠穆朗玛峰。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华大地上冒出了一批靠说假话向上爬的人，假话说多了，说假话的人多了，爱听假话的人和爱说假话的人就以为假话成了真话。假作真时真亦假，害死了多少人呵。那时中国已上天了一颗亩产假“卫星”，世纪末竟又放了一颗“人体科学”假卫星，他们让中华民族屡屡贻笑于人类！更主要的是使广大中国人遭了殃。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所表征的大跃进这一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潮，至今没有受到批判，谬种尚在孽裔犹存，谁说不能借尸还魂。君不见“人体科学”的头顶盘旋着“大跃进”的幽灵。对中国人民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没有见到检讨，几十年的思维定势却依然顽固，何必呢，老是想登高一呼充当领袖，以君临天下的态势踏进自己不熟悉的专业领域，讲些毋需什么专业知识的话语，企图开创这个学科，预言那个学科，太不自爱了吧。
现代造神运动的倡导者，恐怕首先是为使自己流芳百世。推测出将出现比量子力学、相对论意义更重大的学科之人，不是十分伟大？聆听到了科学革命先声的人将是科学革命的先知先觉，发现了科学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者只能是科学殿堂里的上帝。都21世纪了还搞那些玩意儿，将反惹一身臭气，还连累了国家民族。
钱学森回国后，很快就变成了“政治家”，染上了“中国特色”。书生怎么有能力有本钱搞中国式政治呢？如果他留在美国，只会是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取得更高成就、从而对人类（包括中国人）作出更大贡献的科学家。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在美国仅猖獗一时，李政道等二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距钱学森回国还不到二年，李、杨那时也是中华民国国籍，钱学森竟没有再坚持一下。就钱学森先生的个人因素来说，他是否太骄傲了？回国事是这样，回国后更是如此，他太不甘寂寞了，太爱出风头了。当然也有环境的原因，而且是决定性的因素，“时势造英雄”啊。钱伟长先生（据说已入住上海瑞金医院的副总理级高官才可享用的高干病房）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呵！
钱学森先生和钱伟长先生，殊途同归，皆是中共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代表，钱学森更为典型。在钱学森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自我奋斗出了成绩，党就来拉拢你收买你，封官许愿，以增添它的“伟光正”。那些上了政治之舟的人业务上再也弄不出什么新名堂了，于是助纣为虐，出卖良心，淋漓尽致地做起党的科技官来了。风助火势，火藉风威，以糟害人民。“钱学森现象”当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典型案例吧。

不敢给油

政治有时非常需要学术的“支持”，背后有推手的砖家与叫兽不是做学问，是用身份作为推手的急先锋。什么有“利”推什么！有“益”但无利的靠边站！愚民正因为“学识”不高，同时还在为柴米油盐，医疗、高房价.....焦头烂额，那还有时间思考这其间的利益关系，只能被各种利益集团推出的“鼓号手”愚弄............